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蒋维崧



蒋维崧:1915年生于江苏常州,曾任山东大学中文系副主任,山东文史馆馆员,西冷印社顾问,山东省书法家协会主席等职。

蒋维崧:当讲发展创新,不能轻言超越

 1966年1月,我从北京复员回山东德州工作。离京时,向业师唐兰先生辞行,问及山东书家谁人足资请教时,唐先生毫不迟疑地说:“济南市博物馆馆长姜守迁的隶书,眼下中国可争雄者难说有一二人。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蒋维崧的大篆和行草书,卓然有其一格。齐鲁大地虽不乏操觚染翰之士,然除此二君之外,余则不足观矣!”首闻蒋公之名,就有超轶绝尘之感。


《书法》
1966年6月下旬,我因公出差来到济南,怀着敬仰之情首次拜望蒋先生。是时,红卫兵运动尚未兴起,但对“反动学术权威”冯沅君、陆侃如、高亨、萧涤非等知名学者的大批判、大字报已经铺天盖地,山东大学校园已呈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之势。作为古文字学教授的蒋先生,较之别的学者“放毒”少、“罪责”也轻,还没人给他贴大字报,但也已经到了如临深渊、如履薄冰的程度,所以当我说明因学习书法前来拜访时,蒋先生不无忧虑地说:“现在的任务是学习毛主席著作,批判修正主义,还学什么书法?连郭(沫若)老都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近乎声泪俱下地检讨,说要将他所有著作烧掉。哪还有什么书法可学?你是青年人,在红旗下长大,比我们这些旧社会过来的人强。我要向你学习,改造世界观,跟着毛主席干革命。”这时,我转述了唐兰先生的引荐,并进一步说明自己对于书法艺术的热爱,以及对蒋先生的崇敬之情,还说,自己当过兵,出身贫农,绝不会连累先生,只是一心一意向他请教艺术和学问。同时,我拿出自己以褚遂良《圣教序》笔法书写的毛主席诗《为女民兵题照》和以集王《圣教序》笔法书写的王杰革命诗篇时,蒋先生始有释怀,也看出我确实酷爱书法艺术。他以肯定和赞许的口气鼓励我:“你有唐兰先生这样的大学者指导,路子肯定不会错,一定会取法乎上。唐先生的褒奖,愧不敢当。唐先生是前辈大学者,其学术之造诣,当世没有几人可以颉颃,其书法为学名所掩,人们往往称赞其学而忽略其书。其实,唐先生的书法成就,绝非泛泛者可望尘。”首次见面,与蒋先生谈得十分惬意。我乘机说:“京剧界有科班授业,有私淑弟子,也有私房授业。我无缘到山东大学求学,算是归网室(蒋先生的书斋名)的私房弟子吧!”蒋先生含笑点头并说:“互相学习吧!”首次见面便确定了师生关系,从此之后,我可以名正言顺地向蒋先生问学并能得到他的谆谆教诲了。



《书法》

  从1966年至2006年蒋先生仙逝,我们俩几乎每年都要见面。每次相见,除向他叙暌离、致讯问之外,我自然会珍惜问学请艺的机会。先生总是有问必答、春风化雨、解疑释惑,有时或书写示范,或拿出法帖,精准讲解,指点迷津。四十年光阴,我从蒋先生处获益良多,概括起来,大致有如下几点:

 

  一、学书要心仪经典,取法乎上。

 

  蒋先生常说,学书当然要学古人,但古人那么多,学习时要有选择,要把最好即最经典的作品作为临习范本。不仅要选择书家,还要尽量多地选择墨迹(影印本)和早拓、精拓,不要被伪品、翻刻本、粗拓所蒙蔽,更不要被二三流乃至末流的作品所误。即使大家的作品,也有早、中、晚期之分。如褚遂良最好的是《雁塔圣教序》 《房梁公碑》,而不是《孟法师碑》。浸淫不良书法作品,容易积习成病,纠正起来颇为不易。前人常说取法乎上,仅得其中是片面的,苏东坡学颜真卿、杨凝式而自成一家,能说仅得其中吗?

《水深鱼极乐 林茂鸟知归》

  二、广学博取,以学驭书。

 

  蒋先生语重心长地对我说,学书不能只学一家,衣钵单传会造成艺术的单薄贫乏。广采百家,自成一家,虽为时下的一些“理论家”讥笑为农业社会的产物,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。广采百家,不仅要多临帖,更要多读帖。当然,多临帖、多读帖要善于融化,只有融会贯通才能形成自己绚丽多姿的艺术风貌。沈尹默先生融汇诸家之长,其艺术蕴涵才为常人所不及,才称其为大家。这里,蒋先生说的博学有两方面的含义:一是书学知识要丰富;二是要多读书,学识要丰富。蒋先生常说,亘古以来的大书家都是饱学之士。唐兰先生就是一位博学的高雅之士。早在唐兰先生年轻时,前辈大学者王国维先生就称赞其“于书无所不窥”,可见其学识非同凡响,其书艺也非常之高,只是为学名所掩。在山东的书家之中,蒋先生佩服姜守迁先生。他认为,姜守迁先生的隶书,在任何方面都不输于上海的来楚生先生,更非北京的王遐举可比。北京某公,早年学何绍基,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山东为官时水平尚佳,但“文革”之后就大退步了。名高而字不佳,原因就在于读书少、缺乏学养。可见学问之于书法是何等重要!当然,书法是一门技术含量极高、操作难度颇大的艺术,有了学问之后还要勤学苦练,下大功夫方可把字写好。郑振铎、冯友兰二位先生是学富五车的大学者,但他们未曾下过功夫练习书法,其字也是米南宫所说的那种丑怪恶札。

《白日地中出 黄河天外来》

 

  三、应当讲发展创新,但不能轻言超越。

 

  蒋先生一向认为,书法和任何门类的艺术一样,无疑要与时俱进、创新发展。古往今来的书法大家,都是善于继承又长于创新的一代宗匠。一味守成,当然比野狐禅、旁门左道好。但只是入古而不能出新,至多是书法高手,不足为大家。宋代的薛绍彭在继承前人方面或许不输于米芾,但守成多于创新,总体成就及其在书法史上的地位和苏、米就无法同日而语了。颜真卿之所以为颜真卿,主要不是因为他私淑褚遂良这样一个好老师,而是在于他创立了雄峙千古的颜体书法。但蒋先生又认为,书法大家的艺术高度,不仅为后世难以达到;就是对书法大家能有清晰的认识和理解,亦非易事。书法大家的产生,非常之难;更不如某些人所言,可以轻而易举地超越前辈书家。文徵明虽然不足为中国书法史第一流的大家,但四百多年以来,能达到文氏艺术高度的又有几人,超越文氏的人有吗?南京有位和郭(沫若)老论战的书法家,自以为其书写的《急就章》高于赵孟頫,能得到历史的认可吗?这种自夸,是无稽之谈,还是带有悲剧意味?蒋先生认为,大家的出现,有诸多主客观因素,比奥运夺金牌要难,甚至比获诺贝尔奖还难。所以,当今书坛大力倡导继承并发展前人的艺术,但不能轻言超越前人之成就,尤其是不能自称超越前人。因为,发展和超越不是一个概念、一个范畴。


别梦依稀咒逝川,故园三十二年前。红旗卷起农奴戟,黑手高悬霸主鞭。

为有牺牲多壮志,敢教日月换新天。喜看稻菽千重浪,遍地英雄下夕烟。

  关于蒋先生的书艺,人们说了许多,重复之词,兹不再言。这里,我只想说,蒋先生的大篆和行草书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,且在风格、韵调上和谐统一,而大篆属于碑学范畴,行草书是标准的帖学,将碑、帖二派如此和谐、如此熨帖得集于一身,表明阮元的“南帖北碑论”确有绝对化、截然化的偏颇。融汇碑、帖二派,是一种近乎理想却很少有人达到的境界。从邓石如、吴大澂、赵之谦、张裕钊到胡小石等诸位前贤,均未曾达到这一境界。因此,蒋维崧先生作为书法家,不仅有美学意义,更具有史学意义。清代中叶以来,这样的书法大家似不多见。
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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浏览:|发布于:2017-07-10